中新网台北6月25日电 （记者 刘双双 刘舒凌）1987年，父亲以及众多老兵不可抵挡的乡愁让台湾艺人凌峰冲破重重阻碍，拍摄出惊动台港及海外华人社会的电视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也冲开台湾艺人赴大陆拍片的法令限制。

　　30年后，过了古稀之年的凌峰决心再行“八千里路”，要从30年变迁里窥探中华文化脉络。

　　“老‘八千’和新‘八千’是连在一起的，中国30年的变迁是最重要的意义，我希望用永恒的影像来记录变迁的中国、变迁的两岸、变迁的世界。”近日，在位于台北信义区庄敬路上的公寓楼中，凌峰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讲述《八千里路云和月》背后种种冲突、曲折。

　　“八千里路是两岸共生的孩子”

　　父辈们隔不断的乡愁，是凌峰在拿过金钟奖、歌唱演艺事业攀上巅峰之际，不惜转身来冲撞体制、跨界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动因。

　　1945年生于山东青岛市，本名王正琛的凌峰在4岁时随父迁来台湾。自幼居住在台北眷村，他成长于浓浓的思乡氛围中，见过父辈唱着《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泪流满面的场景，也曾陪父亲在香港踮起脚尖远眺大陆，《黄河》《梁祝》让他和友人听得热泪满襟。

　　1983年，凌峰已罹患癌症的父亲辗转回山东探亲，达成心愿的老人当年在台去世。外省长辈返乡的急迫感催促着他，“我要完成父母、完成所有眷村人的乡愁”。少年时曾“耍过太保”、一路在“跌倒、爬起”中成长，凌峰一向是想别人不敢想、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这一次，他决心要到大陆去拍电视片，用台湾人的视角纪录祖国山河，纾解乡愁。

　　在当时多数人看来，这是毫无可能的事。但凌峰在东京和大陆方面驻日使馆沟通，与梁立基等友人细腻的筹划下成行：1987年11月11日，凌峰和摄制组分别绕道转赴大陆。

　　“‘八千里路’是两岸共生的孩子。”回忆起这段往事，凌峰说，当时台湾对大陆的政策正在松动，但如果没有大陆相关部门以及合作伙伴中国新闻社的共同付出，就没有“八千里路”镜头下那么多的故事和浓浓乡愁。

　　拍摄的过程已非一帆风顺，“摸着石头过河”的凌峰既是制片人也是主持人，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事物太多，性格略火爆的他要克服重重困难；也因此，多年后他对于中新社时任副社长陈光忠、提供技术保障的王楠等伙伴的一路协助仍深深地铭记在心。

　　另一面，他筹谋着如何突破禁令实现在台湾播出。两年里，在各方友人支持及谋划下，凌风于蒋经国去世后回台径赴灵堂祭拜、顶住军情局长指责在全台南北街头开巡回说明会、在“立法院”举办“不要让历史嘲笑我们”听证会等；经过各种折冲、抗争，“八千里路”终打开一扇大门，台湾当局1989年4月修改法令，取消媒体赴大陆制作电视节目的禁令。

　　同年6月2日起，片长1小时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周五晚上在被称为“老三台”之一的台视播出，这档介绍大陆风土民情的电视节目产生了始料未及的效果。

　　“用另一种视角讲述中国”

　　“（‘八千里路’）明天要播哪里啦？”“明天是播你家乡湖南了吧？”出身眷村的凌峰，用熟悉的湖南口音模仿当年国民党中常委等高层开会前热聊《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场景。这成了政界高层不能返乡、却难抑乡愁的寄托，也让多年被禁止播出的《东方红》《黄河》等配乐跨越了海峡。

　　“‘八千里路’是应民意的需求、时代的需求推出来的。”熬过两年的压制，凌峰将当时的反响归功于同情票：“这是第一个台湾人用乡愁拍摄的‘八千里路’，片子带着情字，所以一个不留神就造成了轰动效应。”

　　此后，凌峰每年投入一半以上时间在大陆奔波拍摄，天南地北包括许多偏远小乡村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脚印。崔健、巩俐、王洛宾、张百发等各领域代表性人物都进入镜头，他们的故事和时代风云都在风趣的旁白、移动式的现场采访中传递到宝岛与海外华人社会。前前后后共播出300多集，沉淀下来的影像资料在很多方面可说是独一份的珍宝。

　　例如，1987年，苏州一个学唱评弹、名叫王佩瑜的9岁女孩进入到凌峰镜头。10年后，凌峰再度寻访，发现她已进入上海戏曲学校；如今更已是顶着余（叔岩）派第四代传人、“梨园小冬皇”、“当今坤生（女老生）第一人”等光环的京剧名角。

　　2016年初，在中华文化人物颁奖礼上第三次见到王佩瑜，凌峰进一步得知，“粉丝”众多的“瑜老板”正用时尚的方式弘扬传统文化；她还专程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影像，只为用更现代的方式传承戏曲。

　　“这就是变与不变。”从王佩瑜身上，笃信大历史观的凌峰看到苏州人30年的变迁，乃至于这座2500年古城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他说，三十年后重走“八千里路”，最大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变迁”二字。

　　“大陆这三十年，翻开历史，前所未有。”凌峰认为，从历史影像来说，最有价值的是，自己有机会记录下这前后的变迁。

　　“谁会想到，当年帮助我拍摄的合作机构今天会在台湾采访我。谁又会想到，如今微信支付在大陆已经如此普及，甚至卖地瓜老农都在用。”他说。

　　“功成不必在我”

　　《八千里路云和月》改变了凌峰的生命轨迹，也敲开了一扇又一扇两岸文化交流的大门。1991年他促成两岸共同创立“希望工程海外爱心基金”、同年主持希望工程百场巡回义演，协助杨丽萍[微博]、腾格尔[微博]等赴台，云门舞集、小虎队实现登陆演出。

　　2000年以后，凌峰逐渐淡出公众视线，却从未闲下来。他带着记者走进自家公寓专门留出来、保持恒温恒湿的片库，满满一屋不同格式的原始影像带，每一盒都清晰地编码、记录下拍摄时间及内容；近些年更是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金，将这些珍贵的母带一一转化成数字格式。

　　这当中，有1980年代初留下来的综艺节目的母带，例如凌峰的好朋友邓丽君参加活动的影像，主要的还是在大陆拍摄的电视片。他说，带子质量都很好，他们是公共财产；往大了讲，就是民族化，我要替华文、汉学、影像历史留存一份记忆。

　　30年过去，凌峰初心未改，希望做两岸文化交流的“摆渡人”。他说，时间给了自己成长和力量，大陆山川大河与多元文化成就了“八千里”。“现在重拍《八千里路云和月》，我需要打败的是我自己”；中国已成世界机会之国、智慧之国，需要大历史观和文化积淀，他追求变化却有些跟不上变化。

　　当下，有些固执己见的凌峰为了不在拍摄上受制于人，卖掉了一套北京的房产，而不愿引入外部资金。“新八千路”会拍成什么样，又会以怎样的形式、在什么平台播出，一切都尚存变数。

　　李可染、冰心、王洛宾……记者临走前，凌峰打开手机中收录的历史影像，讲述起当年拍摄采访这些人物的情形依旧激情满怀。“功成不必在我。”充满紧迫感的凌峰说，他只有先拍下来再说，未来会证明这笔历史影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