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是微缩的话剧，因此喜剧小品是喜剧的文化准备和实践探索，喜剧小品大行其道预示着喜剧的成功，中国成功的本土喜剧过去没有，都是舶来或照搬的，它们受观众欢迎的程度都不如喜剧小品，因为喜剧小品直接继承了相声的语言特点。可能再过几年，戏剧学院的教材会把喜剧小品作为一个里程碑来专门讲述。”

　　■赵本山：有钱有名后就想让历史记住你

　　“一生当中，没成名时想挣钱，等都有了时就要让历史记住你，让社会对你感兴趣，不求别的。至于我的小品之路，无论是艺术生命还是道德水准，会踏实一些。我不希望在观众面前突然消失，希望知名度永远保留下去，别让观众失望。”

　　■宋丹丹：形式的局限使小品走下坡路

　　“戏剧对啥都有用，小品火起来是必然的。那个年代，摆脱了伤疤题材，饭桌上开始讲笑话，小品自然而然出现。但小品10分钟长度等形式的局限使得它一定会走下坡路。舞台上演小品很难，没有实战经验写不出来。写小品太难了，大部分靠演员攒，黔驴技穷。”

　　■石林：作者与演员收入不公使小品萎缩

　　“盛极而衰，小品现在萎缩，首先是创作萎缩，十年前，商业不发达，大家对小品充满热情，生活中来生活中去，百姓自然欢迎；后来商演增多，演员身价陡然而起，出场费就十几万，而作者所得的报酬微不足道且是一次性的，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国外不是这样。早期大家没有不平衡，但现在就不想这样呕心沥血了，因为挣钱的渠道很多，比如电视剧，情景喜剧，创作容易且拿钱易，不一定非得写小品。分配不公使得创作萎缩，本子萎缩带来演出萎缩，演员人气不足。比如赵本山对作者的重视是一般人比不上的，给何庆魁就一百多万，因为赵本山懂得并尊重作者的创作。”

　　■何庆魁（《卖拐》作者）：小品生于电视不能亡于电视

　　陈佩斯的小品很经典，赵本山把说唱风格的小品带进春晚，是东北味，宋丹丹的倒口属于京腔京味，严顺开则是东南味。现在东北味稍占上风，因为东北味接近普通话，接受面广。小品现在由语言包袱上升到了情节包袱然后到语言与情节相结合，它虽然存在危机，但肯定有生命力。小品生于电视不能亡于电视，只要搞小品的人没死，肯定还在前进着。

　　■崔凯（《送水工》的作者）：小品处在一坎上

　　小品走过了20年，离不了观众的关注与支持。萌芽阶段：陈佩斯与朱时茂，没有完整体系；第二阶段：西北味、东北味的加入。第三阶段是现在，有成熟的笑星，作品也越来越丰富。现在正处在一坎上，观众期望值越来越高，笑后作为热点议论。创作难度越来越大。我们也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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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中国小品20年》监制）：现在所做的是延缓小品的衰亡

　　对于现在的小品危机，王晓表示很正常，“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酝酿、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有成长期、辉煌期，也会有衰亡期。这是一个逻辑的必然，小品肯定也会走向衰亡，而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也就是延缓它衰亡的过程。”

　　《中国小品20年》问卷调查中，黄宏、宋丹丹表演的《超生游击队》得票居“十大经典小品”之首。小品如果当时已经达到了高峰，今后怎么办？王晓说，就像一个人爬坡爬到山顶后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不动，要么走，虽然每走一步都是下坡，但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动，否则只能在山顶上喝西北风。

　　王晓认为，90年代初小品鼎盛时期，大家都在攻坚，东北味、西北味、上海味等等，这样就有可能出现精品，“那时有一批人在弄小品，如陈佩斯和朱时茂、黄宏和宋丹丹、赵本山等；有一批电视人在帮着忽悠。小品环境比较好。”在王晓看来，早期的春节晚会只有一两个小品，现在每年小品有七八个，多了以后质量就难保证了，“就像在北京开出租，一开始出租车不多日子还比较好过，但这个行业吃香之后大家都抢着来做，车子增加了，司机的日子自然不如原来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