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1911年4月4日
— 1998年6月21日），女，原名曾昭学，衡永郴桂道郴州直隶州宜章县（今湖南省宜章县）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
1998年6月21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志同志因病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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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女，原名昭学。宣统三年四月四日（1911年5月2日），生于衡永郴桂道宜章县完成团城厢镇汪家冲（今属湖南省宜章县城关镇）。
民国13年（1924）秋，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校积极参加反对旧礼教、反对男女不平等、反对官僚军阀活动。
民国15年（1926）8月，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名时改名“曾志”。同学问：
曾志
“为什么要改名？”她回答说：“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曾志给母亲写信，并在彭镜秋的帮助下，坚决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约。
1927年春，曾志从讲习所毕业，担任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与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夏明震结婚。同年，到湖南郴州开展地下工作，夏明震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曾志任秘书长。
次年1月，曾志参加湘南起义。同年3月，夏明震在郴县“反白事件”中牺牲。不久，曾志调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与党代表蔡协民结婚，并一起上井冈山。先后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支部书记、红四军组织科干事、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妇女组组长。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红四军返回瑞金，部分干部存在军队应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单纯军事思想，毛泽东受到排斥，离开前委领导岗位，这时，拥护毛泽东的曾志，也受到排挤。
1929年，离开井冈山，被派往福建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闽委组织部部长，福安中心县委委员，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福霞县委书记。
1934年5月，蔡协民被叛徒出卖牺牲。在福建厦门，她和陶铸以夫妻名义一起开展革命工作，随着感情加深结合成夫妻。
曾志（右）与丈夫陶铸
1935年春，敌人大举向闽东进攻，组织安排她离开闽东，到广东白区治病。
1937年，先后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妇委书记、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兼教员。
1938年10月，任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延安整风时期，曾志因“闽东问题”受到1年零4个月监禁审查，最后没有下结论，成为历史悬案。她以坚强的党性、宽阔的革命胸怀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背着历史包袱走过抗日战争。
1939年12月，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1940年秋，任中央妇委秘书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沈阳市委委员、铁西区委书记、辽吉省委委员、辽吉一地委副书记、五地委副书记、沈阳市委常委、职工部部长、沈阳市工会、妇联筹备处主任。
1949年5月后，先后任武汉市军管会物质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
1957年1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广东省委经过两年调查和审查后作出的正式结论：“曾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
1966年5月，陶铸调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曾志因病请假到北京疗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中央专案组对曾志所谓的“闽东问题”又进行长时间的“审查”。
1969年，在陶铸最后一段艰难岁月中，曾志始终支持、照顾丈夫。陶铸生前作《赠曾志》以示感激：“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1977年12月，曾志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助胡耀邦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和考察培养经济、科技战线干部和人才等重要工作。
1980年，她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原则考察选拔200余名优秀中青年高级干部。
1982年9月，在中央十二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任中顾委临时党委副书记。
1983年7月离休。
同年10月，她重返革命旧地闽东，了解到闽东尚未摆脱贫困，且未定为老苏区、老根据地时，向中央书面报告，1984年，问题得到解决。1987年12回湖南郴州参加湘南起义60周年纪念活动。1992年，曾志当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1994年10月，回湖南宜章参加邓中夏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1998年6月21日21时39分，曾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曾志留下遗嘱把省吃俭用节省的6万多元钱全部捐献给祁阳和宜章两县的“希望工程”。原本可以在北京八宝山安息的曾志同志，却选择了安静地回归井冈山。生前，她特别给党中央写信，在《留言——生命熄灭的交代》中，她极力要求身后事简朴、简单办理，并让女儿陶斯亮将其骨灰撒在井冈山。中组部根据曾志同志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送别活动。遗体于1998年6月26日在北京火化，骨灰埋在井冈山中国红军第四军医院旧址旁的一颗树下。
[1]
曾志先后 与中共郴县中心县委书记（夏明震牺牲后，陈毅代理郴县县委书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代表夏明震，中共福州中心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蔡协民，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陶铸结婚，生下石来发（与夏明震之子，托抚养石礼保副连长故名）、蔡石红（与蔡协民之子）、陶斯亮（与陶铸之女）。
凡看过央视热播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的人，一定不会
毛泽东与陶铸曾志合影
忘记剧中这样一组镜头：一位年轻漂亮、性格泼辣的红军女干部，刚刚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安，就急着来拜见毛泽东主席，她来到毛主席住处时，毛主席正在院子里摆弄炉子烧水，她望着毛主席的背影没吱声，笑眯眯地踮着脚，轻轻绕到毛主席背后，猛然拍了一下毛主席的肩膀，朗声叫道：“老毛！”毛主席一回头，立即惊喜异常，马上拉住她的手问长问短……就这一声“老毛”，足见这位年轻女同志与毛主席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组镜头真实再现了当年的历史画面。那位敢于直呼毛主席“老毛”、让毛主席视为亲人的女干部，就是15岁投身革命，参加了党领导的衡阳暴动，接着跟随毛泽东举红旗上井冈，成为我党革命斗争早期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之一的曾志同志。
曾志献身革命
曾志曾对毛主席说：为了革命，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曾志同志1911年出生在衡永郴桂道郴州直隶州宜章县（今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她15岁就毅然投身革命，进入了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当时唯一的女学员，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她参加了党领导的湖南暴动，接着上井冈山，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此后又跟随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打游击，创建革命根据地。
曾志一生十分坎坷。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路线”的迫害，她曾6次蒙受委屈，6次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家庭生活中，两位伴侣夏明震、蔡协民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先后为革命捐躯。为了革命，曾将三个亲生儿子先后送人抚养。她只有一个信念：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舍得一切。1938年曾志与正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的陶铸同志结婚，可婚后不到一年，陶铸同志又被捕入狱，5年杳无音讯。尽管如此，曾志依然在闽东一带和叶飞同志一起领导游击战争。 曾志与陶铸风雨同舟37载，只育有一女，这就是大家熟悉的陶斯亮。陶斯亮是曾志和陶铸1941年在延安一段相对稳定生活期间的结晶。曾志说，陶斯亮是一个顽强的生命，是经过两次生死的考验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次是自己怀孕7个月外出执行任务时，所骑马匹由于受惊突然狂跳起来，一下就把毫无思想准备的她摔到了地上，当时在场的同志都吓坏了，赶紧把她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曾志摔成了脑震荡，但腹中未来的“陶斯亮”却安然无恙。另一次是分娩时，由于护士没有接生经验，一时有些手忙脚乱，刚临世的“陶斯亮”直接掉到了地上……陶斯亮的到来，给战争年代的曾志、陶铸夫妇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每每提及这段生活，曾志同志脸上都会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1945年当陶斯亮刚4岁时，革命斗争的高潮又来临了，根据党的需要，陶铸和曾志同志将被派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斗争。恰在这时，曾志同志患了阑尾炎，在做手术时，她考虑到敌后斗争会很残酷，日后还有许多大仗要打，就提出要同时做绝育手术。当组织征求陶铸同志意见时，陶铸同志用白纸黑字作了回答：“尊重曾志同志意见，同意。”术后不久，他们夫妇就奉命奔赴东北战场，临行时，曾志恋恋不舍地把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了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士杨顺卿照看。母女俩分别时，曾志无法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能和女儿团聚，就十分郑重地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她和陶铸同志在向毛主席辞行时明确表示：“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当时毛主席充满激情地赞叹道：“这才是陶铸和曾志！”在艰苦岁月里，每当革命和家庭生活发生矛盾时，曾志同志总是这样“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
曾志忘怀一己
曾志曾对陶铸说：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对不起你
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志离开东北，被任命为中南局重工
陶铸曾志与女儿陶斯亮
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担任了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等职，一直身居高位。几十年来尽管职位越升越高，但她始终“一心为国，两袖清风”，日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的工作，期盼着党和国家兴旺发达，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即使在“文革”那段自己被揪斗、女儿被遣送、陶铸同志被迫害致死的黑暗日子里，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崇高信仰。
“文革”开始不久陶铸同志被从广东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革”办公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中央“第四号人物”。但时间不长，1967年1月，陶铸同志由中央“第四号”人物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全国“打倒陶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此起彼伏，“挂牌批斗”更成了家常便饭，曾志同志也经常被拉去和“刘、邓、陶”一起挨斗。每次亲眼见到相依为命的丈夫被一拨一拨的人踢来打去，她的心都在颤抖、都在滴血，为了强忍心中的刺痛，她经常把自己的嘴唇咬出血来。
无休止的武力批斗，使陶铸同志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1969年初他被查出患了癌症。9月的一天，刚刚早晨7点，曾志就被有关负责人叫了去。“中苏关系紧张，可能要爆发战争，组织决定陶铸疏散到安徽合肥去，明天就走。”这位负责人像背课文一样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曾志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看着重病在床的丈夫，她没有说话，想把这无情的消息晚点告诉陶铸。然而，什么也瞒不过相依为命几十年的丈夫，陶铸轻声说：“告诉我吧，他们找你什么事？”话语中透着对一切突发事件都能泰然处之的平静。于是曾志说明了发生的一切。沉寂，很长时间的沉寂，随着时间的流逝，泪珠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顺着曾志的脸颊滚落下来。后来还是曾志先打破了沉寂，她唏嘘着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天了……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我对不起你！我一直想着补偿……”陶铸拉过曾志的手，说：“不，我非常留恋过去的生活。”“可是我……”曾志还想说什么，陶铸拦住了她的话头，若有所思地说：“那样的生活我们不会再有了。我真想再有一次。”说完他从身边拿出一张纸片递给曾志：“不说了，这是我最后送给你的一点纪念。”曾志打开纸片，只见上面是用钢笔写的一首诗——《赠曾志》。夫妻之间的深情厚谊跃然纸上，诗中写道：“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曾志捧着丈夫的诗作看了又看，然后小心翼翼地卷起，一针一线地缝到了衣服里……
不久，曾志也被遣散到广州，远在大西北的陶斯亮被通知回来为母亲送行。此时北京已是初冬，凉风阵阵，满地落叶，曾志在女儿的陪伴下，匆匆踏上了南下的行程。就在这对母女在半路中转时，得到了陶铸同志在合肥去世的噩耗，这犹如晴天霹雳。陶斯亮听到消息后泪如泉涌，难以自持，而久经风雨的曾志则紧握双手，含悲忍痛。后来老人家回忆说：“当时我就坚信，党和国家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的党有能力将他纠正过来。”
曾志国事为重
曾志
曾志曾对自己说：我死后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
粉碎“四人帮”以后，曾志在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工作期间，参与组织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使一大批老干部和科技人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选拔、培养了很多人才。离休后虽然年事渐高，她依然以国事为重，关心年轻干部的培养，积极支持和参与一些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工作，经常叮嘱他们：坚持信仰、坚持原则，努力工作，为国家效力。晚年，她还十分关心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发表了许多非常深刻的见解，在一次有关下一代教育的会议上，她就颇有见地的指出：“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主要是在领导干部和经济领域中展开，然而精神领域中的腐败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忽视对下一代的正确引导，忽视下一代全面素质的提高，甚至娇宠下一代，同样是一种腐败，同样危及到我们民族的兴亡。”老人家这段论述，如今听起来，依然发人深省。
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并时时关心着年轻一代进步、成长的革命老人，而她自己与蔡协民烈士所生的儿子蔡石红，直到她去世时，仍在革命老区井冈山务农。曾志同志一生就是这样，国事家事经纬分明，从不混淆，这已成为她做人做事的原则。
这种原则的恪守，即便在她生命的最后关头也毫不含糊，生命已
晚年和外孙女
经亮起“红灯”时，她想的依然是国家，忘的依然是自己。曾志生前就立遗嘱要求亲属：“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中设灵堂；京外家人不要来，北京的任何战友不要通知……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埋在我曾工作过的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旁的树林里。”言辞凿凿，掷地有声。
1998年6月21日，曾志同志走完了她87年的生命历程，魂归苍山……陶斯亮在给妈妈的小花圈上这样写道：“您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欢乐、忧伤和祖国的命运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精神才会真正博大起来。曾志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一生忘怀一己以国事为重的巾帼英杰。
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曾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8年6月21日21时3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曾志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丁关根、李长春、李铁映、吴邦国、迟浩田、张万年、罗干、贾庆林、温家宝、曾庆红、吴仪、宋平、宋任穷、司马义·艾买提、王兆国、赵朴初、陈俊生、胡启立、毛致用和江华、肖克、习仲勋、叶飞、王鹤寿、陈慕华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以不同方式向其家属表示慰问。
根据曾志同志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送别活动。遗体已于6月26日在北京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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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曾志手迹
志为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了一生，将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她的高尚品德和优秀情操，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称赞。
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各种艰难困苦，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如一，依然毫不动摇。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3个小孩或忍痛送人或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而被迫卖掉，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1935年春，因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她孤身一人辗转在汕头、衡阳、宜章、广州、上海等地寻找组织关系，打杂做工，经过20个月的艰难寻觅才在上海与党取得了联系。延安整风时，她被诬陷为“怕死鬼”受到审查，始终抱定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讲一句假话，直到甄别平反。“文革”中丈夫陶铸蒙冤被迫害致死，她也遭到批判并被遣送到粤北农村劳动。面对这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的磨难，她以顽强的毅力挺了过来。
粉碎“四人帮”后，她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斗争，为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晚年对儿女坦露心迹：“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 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