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著名诗人作家，1961年5月生于南京。8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历任西安陕西财经学院教师，南京审计学院教师，1992年辞职成为自由写作者，受聘于广东省作家协会为合同制作家，后转聘于深圳尼克艺术公司，为职业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5年组织“他们文学社”，曾主编《他们》1-5期，被认为是“第三代诗歌”的最主要的代表，形成了对第三代诗群产生重要影响的他们诗群。他们诗群的诗人认为“诗到语言为止”，强调口语写作的重要性，他们的作品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韩东著有小说集《西天上》、《我的柏拉图》、《我们的身体》，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诗集《吉祥的老虎》、《爸爸在天上看我》，诗文集《交叉跑动》，散文《爱情力学》，访谈录《毛焰访谈录》等。其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
韩东你见过大海
你见过大海
你想象过
大海
你想象过大海
然后见到它
就是这样
你见过了大海
并想象过它
可你不是
一个水手
就是这样
你想象过大海
你见过大海
也许你还喜欢大海
顶多是这样
你见过大海
你也想象过大海
你不情愿
让海水给淹死
就是这样
人人都这样
韩东有关大雁塔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就《知青变形记》的出版答《文学报》记者陈竞 1，读完《知青变形记》，第一个感受就是您“变”了。尽管仍然有显明的“韩东特色”：叙述冷静、克制，充满不动声色的幽默。但不再专注于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通过一个接一个荒诞的故事，呈现一个惊心动魄的“知青变形记”。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这是您转型期的作品。是否可以具体谈谈“转型”？这样的转型基于怎样的思考？
韩东：从表面看，大概是“虚构”，故事以情节推动，现场感等等。最近和于坚的一次谈话深有启发，他说，《知青变形记》是让作者隐退，让“怎样写”隐退。也就是说，呈现给读者的是故事本身，是“写什么”。这不是说形式、方法、技巧等等的因素没有了，或者不重要了，而是隐退了，到了你看不见或者不易察觉的地方。《知青变形记》的转型就是它真正成了一部读者的小说，或者可供一般阅读的小说。只有作者或者内行人知道，这是更加需要技巧的。我的注意力逐渐向外转移，写作逐渐赢得更加广泛或者非专业的阅读，我认为这的确是小说之道，或者小说之道的开始。
2，“文革”“知青”在我们整个民族的记忆中占据异常沉重又重要的地位。一个不是知青的人写知青，无疑是一种冒险。不少人在得知您的新作写的是“知青”时，既好奇又怀疑。冒险的动因是什么？
韩东：写知青只是一个幌子，主要还是写人。人和人在很大的方面是相通的，知青也是人。所以不存在所谓的冒险。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其实只是一个准备问题，只要在材料、知识方面准备充分，并没有特别的难度。困难的在于杜撰，在于人物合乎情理的关系。比如在这本书里，一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由于命运左右转变为一个农民，难度和冒险都在这里了。我欢迎这样的冒险，因为有刺激，能激发出你的潜能。比如罗晓飞同意代替宋为国就经过了四道“门槛”，继芳的、为好的、福爷爷的和礼贵的。冒险也不是眼睛一闭再一跳，而是要具有耐心。在我看来作家的耐心就是冒险的资本，你甭想一挥而就。
3，您用“总之一个单纯了得”来表示对已有有关知青的文艺作品的看法，并希望自己的写作能给后人提供一个更复杂多义、深沉辽阔的想象空间。您认为导致那种单纯的原因是什么？《知青变形记》的不同在哪儿？
韩东：单纯和复杂都是针对人性而言的，针对情绪、情感、氛围以及结论性的判断。关于知青生活的描画，人们要么着眼于苦难，要么着眼于某种“浪漫情怀”，不是说他们错了，而是太简单了。知青的生活是复杂多义的，实际上人的生活都是如此。文学不是科学定理，以简单之美为荣耀，它可能是相反的东西，挖掘平淡无奇的表现以获得歧义和复杂性（复杂难言）。语言方式上可以简单、朴素，但情感、状态上不能简单。很多作品所努力的方向不免相反，语言方式极度炫耀之能事，但从人物到故事，从情绪到结论却如此简单浮泛。《知青变形记》试图把某种颠倒再次颠倒过来，该复杂的复杂，该简单的简单，不可以文害义、文过饰非。
4，评价您这部小说时，诗人于坚有这样的表述：“它不是韩东一向擅长的那种小说，它是什么呢，我说不上来，这是一个作者相对于自己的独创，一切都是似是而非，深具历史感而又很难被严格的现实主义检验。现实主义这把尺子插不进去，因为小说创造的一切细节都是自足自在的，超现实的、荒唐不经，但是自圆其说。”很想知道您在创作时是怎么考虑的？这是不是您所说的“我认为，一个小说家，有责任连接历史和想象，连接真实与虚构，在二者间架设一座交汇的桥梁？”
韩东：于坚说得太好了。这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只是运用或者模仿了现实主义的笔法或笔调。实际上我一直期待某种结合，一己的意图和可供塑造的材料。这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和现实交流、交往的一种结果。只有在交流、交往中才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它（作品）不是父本的，也不是母本的，而是父母结合产生的一个全新的第三者。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从不相信单性繁殖，囿于自我天地的纯洁不是我期望的。当然相反的，纯粹客观镜子式的现实主义也是一个陷阱，那是不过是一种代孕。相对于《知青变形记》这部作品，我是真正的母亲，但需要来自父亲的基因。这一比喻也可以回答历史和想象、真实与虚构等等的问题。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完全独立的，它不是父亲或者母亲的影子，不以反映父亲或者母亲为己任，但无论是父亲、母亲都是活在它的身上的。请注意这个“活”字。
5，尽管您一直说自己的努力只是为了探究小说本身的神奇和魅力。可读过您作品的人都会被您作为作家的责任感所叹服。以超越历史的态度描写历史，这体现您对当下现实怎样的思考？
韩东：我真的没有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我的责任感只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一个普通人，不是作为一个作家的。作为作家的责任感也有，就是尽自己的力量把东西写好，而不是凭借自己特殊的技能或者影响力去左右天下大势。对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以及人类历史我持保守的悲观态度，涌现在我脑子里的词大概是“不可救药”或者“罪不可赦”之类。当然我是其中的一员，逃脱不了责任，但这责任首先是认罪，而非任何改良的意图。我作为一个人的责任也许就是始终坚持自我渺小、局限、性恶以及不堪的认识。爱人类可以，但千万不要自爱。怜悯他人可以，但不要自怜。这便是永恒的当下现实。
6，在整部小说中，罗晓飞这个人物的性格与其遭遇的残酷命运呈现极大的反差，他面目模糊甚至有些逆来顺受，没有我们常见的在激荡命运下的性格鲜明的爱恨仇怨。仔细想想，其实由这种反差带来的张力，更能彰显民族伤痛和世态苍凉。不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也有人说“荒诞乃是存在的自然本性而不是一个批判对象，这是韩东抵达的深度。”具体在罗晓飞这个人身上，您认为他是通透的还是妥协的？当下的很多年轻人在一次次理想与现实碰撞后，大多会发出一声感叹：人的成长注定是一个不断与社会妥协的过程。通透与妥协，它们截然不同的地方在哪儿？
韩东：简单的说，一种妥协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变成压迫者的一部分。另一种妥协是越变越弱，以致于最终觉悟。罗晓飞属于后者，他的顺从开始是行为上的，最后变成了一种心理。不说觉悟，离觉悟也不远了。于坚说得好，荒诞并不是一个批判的对象，对荒诞的批判是一种抗拒，而人在抗拒中获得力量，如果有朝一日他战胜了荒诞就变成了荒诞本身，变成了另一些人深感荒诞的原因。抗拒恶梦者最终变成了他人的恶梦。有一句话叫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现在的年轻人，所谓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功利的不证自明。人人都在追求功利，在此一点上不加怀疑，所以他们即使向现实妥协也要有利于功利。变成强者、压迫者、坏人，变得庸俗、伪善、丑恶是题中应有之意。越变越弱的人，在心理上彻底放弃变得强大，并觉得这样甚好，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觉悟或者妥协吗？有这样的但求无过吗？这就像是在地道里，有一条道越走越宽，但终究是死胡同，而另一条道越走越窄，但通过最狭窄黑暗的部分后就来到了地面。我们都在地道之中，都得匍匐前进，但姿势和方向是截然不同的。
7，《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这三部小说，《扎根》写下放干部，《小城好汉》写下放户孩子们的县城生活，《知青变形记》写知青，这些题材的写作与您1969年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的那段经历有关。从8岁到17岁，那段时间也是每个人性格成型的关键阶段，会对人的一生有很深远的影响。你出版了四部长篇，有三部跟那段经历有关。请您谈谈这段经历对你的影响（人生？写作？）？
韩东：童年到少年时期，我在产生队、公社和县城都待过，因而对中国农村的基层有某种直观的了解。在传统上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新一代的城市人大多来自于农村，因此作为一个写中国故事的小说家，这段人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并且我所经历的农村是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其地位比较特殊。这是某种过渡时期的农村，传统社会崩塌，革命和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我经历的农村生活极富戏剧性。并且说到底，我是一个在那之外的人，至今也已经几十年没有回去过了。这种时空因素皆有的回望，使我更能了解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8，文学如何处理诸如“文革”等革命性经验，在当下是很重要的命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韩东：这基本上是一个伪问题。文学对各种经验应该一视同仁，当然，刺激物不一样，其结果也不一样。我觉得关键还是在距离吧？对近距离的历史和远距离的历史，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身在其中地写文革，还是有距离地写文革。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如何处理的问题，文革比起当年来是在物理时间上远了。要诚实地面对这个距离，写出站在“此地”感觉和发现到的东西，就足矣了。
9，在《知青变形记》中，您讲述的故事虽然荒诞、残酷，但读者不难感受出其中的温暖。而这也是您所有作品共同的品质。有评论称，韩东的不同凡响之处也许正在于此：于细微处见真情，于轻松中见沉实，于冷静中尽显温暖和坚韧。这包含您怎样的思考？
韩东：还是我说的复杂性、歧义等等。残酷有，温暖也有，这些都不矛盾。五味杂陈混合成一种味道，但不是含混的味道，而是鲜明的具有独特性的味道。温暖是我的一味重要的调料，也可能是余味回甜。
10，从专注写诗，到专注写小说，您说小说是一项工程，更适合自己。从1995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开始至今，已有15年了。而从1980年写诗开始算起，您的写作已经坚持了30年。三十年的写作，对它的理解和态度有何转变？对小说的理解呢？
韩东：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现在，我觉得最重要是职业感，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以为文学只是讲究天分。天分、技巧、才能，甚至方式、方法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职业状态。以前相信天才，后来相信大师，现在我相信匠人，也只想做一个匠人。每天工作，反复斟酌、琢磨，严肃认真，不惜工本，相对固定的程序、流程，总之要笨一点，甭总想着走捷径。你花的力气、工夫是能看出来，是蒙混不过去的。在写作的要素上我现在排第一的是工夫或者功夫，功夫是要花工夫才能获得的。下面，才排到方式、方法、技术之类。才能排在最后，虽然它是我们开始启动的资本。
11，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来说，如何让气韵贯通始末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而您的小说，总让人感觉气韵十足，从头到尾都很充沛。这也是您的小说能吸引人一口气读完的原因之一。您是怎么做到的？您对自己的小说有怎样的期许？您如何看待文学与市场，与读者的关系？
韩东：你读得快活，我写得艰难。这是成反比的（至少在我这儿）。我越是艰难，为每一个字词备受折磨（这不是比喻），就越知道它到位之后的效果。我有多艰难，文章就有多平滑，你阅读的时候就有多飞翔。光飞翔还不行，还得挂得住，就是想停就停，停在任何一点还有风景细节可看。所以，这的确是很难的。我对小说的期许实际上已经说了，就是要写出我自己认为最好的小说。连自己都不爱读的小说我是不写的。而那让自己无限陶醉的小说才是值得我努力获取的。我一点儿都不排斥市场，也不排斥读者，但我的小说肯定不是取悦于以上因素的，不是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只给你最好的东西，我认为的最好的东西。最多是诱惑你来取走。那些脱离阅读的叫卖我更是不反对，为的多一些稿费收入。但那是一部书完成之后才有的节目。
12，读您的小说，总觉得文字背后站着一个冷静、克制而又目光锐利、桀骜不驯的韩东。生活中的你是什么样的？
韩东：这个说不好。
13，从已出版的小说来看，你的写作给人感觉其实是有整体规划的，就像你的写作习惯一样。不知这样的感觉是否准确？如果是，那是不是可以简单介绍下这种规划？我的一个朋友说，您有一颗大心脏，不像大多数的作家，在小本经营。
韩东：没有太大的规划，但有年度计划。计划太大了，时间太久就肯定无法做到。人生的轨迹一般不靠安排，也不靠自己的努力，虽然每个人都在安排，都在努力，但你设想的五年后的人生真正到了能和所设想的一样吗？写作也是一样，有更大的东西控制着我们，只须顺应。但具体的工作日程还是要靠自己安排。我们有方向性的指向，也需要有细节性的调整。有时候还不止是细节需要调整，大的计划也可能毁于一旦。所谓的宏观经验，在我就是与虚无共舞。
14，有报道称，今年对您来说最重要的是就是成立了“韩东剧本工作室”。成立剧本工作室的初衷？您有何打算？您主演过电影《好多大米》，写过电影剧本《在清朝》。很多人都在感叹，为什么韩东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就像您的写作一样，每一部作品都铿锵有力？
韩东：剧本工作室是几个朋友临时起意。我倒的确是想尝试和各种艺术方式的合作。这种合作能打破僵局，刺激热情和潜力，也可望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我做的事并不多，只是一直在做而已。有句老话叫做：只怕站不怕慢。站住停止时间就过去了，但你慢一点没关系，只要一直在做，积少成多，就蔚为大观了。再者，我明年五十岁了，正是一个作家的最好的时期，经验与精力配合正进入佳境。但好景不长在，我深知道这一点。因此会尽量维系这一时期的。中国当代作家的“短寿”似乎已成定律，好在我觉得自己比较晚熟，也许有条件是个例外。
20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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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1
2阅读310参考资料1.
韩东的诗 ．诗歌库[引用日期2013-01-09]2.
《文学报》的采访 ．豆瓣读书[引用日期2013-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