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6年（192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翌年起任《杭州民国日报》总编辑。民国23年（1934年）6月起主持杭州《东南日报》,成立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任常务董事兼该报社长。
胡健中（1906～1993），原名经亚，字絮若，笔名蘅子。原籍安徽和县，寄籍浙江余杭（今属杭州市）。
以民间报纸姿态，为国民党作宣传。由于办报有方,声名渐著,被当时新闻界誉为“南北二胡”（北为《大公报》的胡政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继续在浙江省金华、丽水、云和等地主持报纸工作。民国32年（1943年）秋到重庆接任《中央日报》总社社长,兼任《东南日报》社长。民国35年（1946年）夏辞去《中央日报》职，来上海创办上海《东南日报》,成立东南新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常务理事、总经理兼社长。1949年4月携妻去台湾,曾任《中央日报》发行人、社长，中央电影公司董事长。1993年9月26日逝世于台湾。
晚景凄凉
民国时期浙江《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为人精明，能写善辩，曾一度任《中央日报》社长。大陆解放前夕，朋友曾劝胡健中学《大公报》王芸生的榜样，也留在大陆，但胡健中却决定将《东南日报》迁至台湾出版。
1949年初，他派经理刘子润把《东南日报》上海版的机器设备装上“太平轮”，运往台湾。不料“太平轮”在舟山洋面与“建元轮”相撞，“太平轮”本已超载，一撞马上就沉没。胡健中又想把杭州版的机器设备运到台湾去，但遭到秘书严芝芳的暗中抵制。最后，胡健中只好与几位报社高级领导人匆匆赴台，离开了他生活和工作过几十年的杭州。
机器没有运去，人也去了没几个，怎么办报？更要命的是，当时在台湾省主政的陈诚，坚持外地“避难”迁台的报纸，一律不准复刊。加上后台老板陈果夫、陈立夫在台湾的失势，胡健中纵然有天大的本事，在台湾报坛称霸的梦想也难以实现。而没有自己掌握的报纸，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的空衔又有多少含金量？
胡健中在政治上不顺，在生活上也多坎坷。1986年，与其厮守一世的妻子王味秋病逝后，他当年的情人斯小姐从美国回台湾与其同居。不幸的是，时间不长，斯小姐便患病要靠输氧维持生命。胡健中请了3个护士来照料她，自己也每天去探望，但不久她便与胡健中永别了。据说，胡健中的私囊后来全被斯小姐的儿子花光。这些钱财不仅是胡健中留以养老的，有许多还是当年《东南日报》几百号人的血汗。
屋漏偏逢连夜雨，胡健中的财产被卷走后，曾得到“立法院”支付退休金600万新台币，这笔钱本来也足可使他安度晚年。不料，胡健中任董事长的一家公司破产，该公司所欠债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头上，有关方面拟将其600万新台币的退休金全数充公。后几经交涉，“立法院”网开一面，将600万新台币冻结，而将其7万元的年利息作为生活费给他。算起来，这钱还不及台湾一个普通公务员薪水的一半。
贫病交迫，举目无亲。他只好住到原来的司机家中，以期得到照顾。因为患的是绝症，口齿不清，渐至难以说话。1993年9月26日，他寂然病逝于台北。
胡健中原籍安徽和县，太平天国时期，其曾祖为避战乱，移居南京。胡健中本人也是在南京出生的，但他却认为自己是杭州人。
1991年初，王味秋早年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王映霞赴台访问，住在胡健中家里。他和王映霞叙谈往事，非常怀念风光明媚的西湖。他问王映霞西湖怎么样了，天竺、灵隐仍然照旧么？平湖秋月呢，还是那么清静风雅？我们以前常去吃饭的镜湖厅还在吗？楼外楼、天香楼还有么？他还念念不忘《东南日报》：“东南日报馆是否还在那里？”
“我很鄙薄许多男女以持有美国绿卡为荣，在过去我却持有杭州绿卡，并保存了多年在杭州的纳税的凭证。”这是胡健中在他的《西望长安》中表述的对杭州极深的感情。他说他在杭州先后住了20年，“在西湖画舫的栏杆上染有我的指纹，在北高峰和六桥、天竺留有我的足印，而马迹车痕也有很多是我留下的。我和杭州的关系太深了，我认为我有充分资格做杭州人，最低限度，我应该是杭州客家人”！他十分遗憾地说：“可惜我老了，行动不便。真能回去看看，那该多好！”
得悉胡健中想回杭州来看看，他当年的旧友和浙江有关方面都表示欢迎，并称他的病也可以在杭州医治……而在他去世后，他在台北的灵堂上，有几只花圈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它们来自海峡对岸的杭州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