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凌子风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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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子风（1917～1999）满族，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原名凌风，曾用名凌项强。生于北京。1933年考入北平美专西画系，1934年毕业于雕塑系。1935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舞台美术系，同时常在表演系旁听，在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片中被邀演过角色。1938年到延安，导演了多部话剧，他编导的独幕话剧《哈娜寇》获晋察冀边区鲁迅文学奖。1943年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1945年任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员。1948年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导演。

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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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子风个人经历

33年北平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
35年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第一期生，舞台美术系学习。
37 年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美工师。
38 年抗日艺术队文学部部长，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委、编导委委员，晋察冀边区剧协常委、乡村艺术辅导、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校长。
40 年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副社长。
44 年延安鲁迅艺术学校教员；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塑铸“毛主席像章”向中共七大献礼。
46 年延安电影厂演员、延安战地摄影队队长、西北电影工学队教学部部长。
47年石家庄市委宣传部联络员、石家庄电影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主任、石家庄电影院总经理，并写了《接收。改造。管理城市电影院经验总结》报中央。
49年东北电影厂导演，北京电影厂导演。

凌子风现任职务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名誉理事凌子风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顾问
“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
“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顾问
“北京华夏文化艺术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
“北京艺术文化交流中心”----顾问
“湖北荆门市人民政府”----艺术顾问
“广州万泉河国际旅游度假村”----终生高级顾问

凌子风人物历程

凌子风1917年生于北京一个满族的书香门第世家。1933年，凌子风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后转入雕塑系。1935年，凌子风考入南京国立戏剧学校舞台美术专业。复杂的教育背景培养了凌子风的多才多艺。抗日战争爆发，凌子风毅然离开校园奔赴延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电影这门刚刚步入有声阶段的艺术也没有超然世外，而是肩负起同民众一起认识时代的任务，为民族的兴亡而奔走呼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凌子风接触到了像蔡楚生、史东山、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这样的进步电影人，并开始接触到电影这门艺术形式。其实凌子风曾经是电影的反对派，他觉得电影没有舞台戏好，舞台戏是艺术而电影还算不上。1938年途经武汉时，为筹集路费凌子风接受了武汉电影制片厂的邀请担任美工师，才有了对电影这门艺术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战争期间为了适应战斗环境和农村演出的特点，凌子风倡导不用布景，利用现成的街道、打麦场、大的院落，用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就地取材自编成剧来宣传抗战，创造了“田庄剧”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演出形式。“田庄剧”的灵感与凌子风对电影的重新认识和接受不无关系。
此后凌子风曾先后担任过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教授、华北联大艺术学院戏剧系教授，组织过战地摄影队记录了延安保卫战的史实，也参加过许多剧目的演出。
从1948年开始，凌子风调至东北电影制片厂专门从事电影创作，1949年到“文革”前的17年间，凌子风导演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大量影片，在电影界获得“拼命三郎”的美誉。除了第一部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中华女儿》，凌子风还拍摄了《光荣人家》、《陕北牧歌》、《金银滩》、《春风吹到诺敏河》、《母亲》、《深山里的菊花》、《红旗谱》、《春雷》等。这个时期的凌子风创作丰厚，当然质量也良莠不齐，对此他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回忆起这个时期的创作，凌子风说:“我有一个特点，就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律接受，不讲价钱。只要领导说给我拍，好，我就拍。我当作学习、熟悉业务的机会，给我任务我就拍，所以我拍了一些也不是那么好的。”那一代电影人与电影的结缘受着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所以对电影的认知也不可避免烙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这种现象恐怕不是一个人的局限，而是一个时代的局限，在这样背景下的创作也就难免无法保证个人的艺术个性和艺术水准。凌子风。
1949年，第一次当导演的凌子风诚惶诚恐地拍摄了《中华女儿》，之所以诚惶诚恐是因为他这个电影的门外汉领导的是一批电影经验比自己丰富的人，这倒真应了那句俗语——“无知者无畏”。不懂电影“语法”的凌子风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愣是将第五代导演的标志性影像语言——全景加特写这样的两极镜头提前作了尝试。凌子风与翟强联合导演的这部《中华女儿》，也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两个第一:新中国第一部表现革命战争的影片;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
1960年，凌子风将被视为描写农民革命斗争第一史诗的<红旗谱>搬上银幕，再现了上世纪20年代后期北方农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成为凌子风这时期创作最成熟、成就最高的作品。
“文革”初期，凌子风与许多电影人一样失去了自由创作的机会，被打成“黑帮”，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留下了长达10年之久的艺术创作空白。
“文革”后恢复创作自由的凌子风迅速恢复创作状态，1979年拍出的<李四光>预示了他又一次创作高潮的到来。
1933年北平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
1935年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第一期生，舞台美术系学习。凌子风像
1937年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美工师。
1938年抗日艺术队文学部部长。
1940年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副社长。
1944年延安鲁迅艺术学校教员；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塑铸“毛主席像章”向中共七大献礼。
1945年华北联大艺术学院教员。
1946年延安电影厂演员、延安战地摄影队队长、西北电影工学队教学部部长。
1947年石家庄市委宣传部联络员、石家庄电影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主任、石家庄电影院总经理，并写了《接收。改造。管理城市电影院经验总结》报中央。
1949年东北电影厂导演，北京电影厂导演。
热闹报子街41号
1917年。北京。
出生才三天的凌子风，由母亲抱着，走进了阳光明媚的院子。
母亲抱着凌子风，走出卧室，眉宇间显露出非常满足和得意的神色。这是凌家大宅的第一个男孩子；是报子街41号的主人——这位清王朝考场监考官的长孙。
这一天，报子街41号热闹得像赶集，前来道喜的、送礼、送钱的人，像串龙灯一样地进进出出。一片喜气盈盈，笑语声声。母亲更是乐得抿不拢嘴，一个老实巴交的传统妇人总算是为凌家完成了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传宗接代。
凌子风出生地报子街41号，是他祖父的官邸。在报子街上，这41号可称得上是十分有气派的“小皇宫”，左邻右舍们都知道，这41号是晚清“做官人家”住的。
祖父的官邸是一座三进的深宅大院，大门外的两边有两座汉白玉大理石的“上马石”。这两座“上马石”很高很大，是两层的石头阶梯。祖父出门骑马或坐轿车，都要由差人搀扶着，踩在单腿下跪的差人腿上，然后再蹬上马或是坐进轿车里去。
报子街41号的大门又大又高又厚，门上有两只大铜环。来客人叫门就要拍门上的环，来客哪怕是轻轻地拍，门铃也会发出一阵“叮叮咚咚”的悦耳的响声。大门里有一间门房，门房里住着专管开门、关门的男佣。家里来了客人，男佣得先把客人请到外院的客厅，然后男佣再去向祖父上报。外院和里院是严密地隔离的。
进得大门，迎门是一堵很大的雕花砖的“迎客壁”，迎客壁前放着一只很大的荷花缸。这只大荷花缸足足有半个大人高，反正小孩哪怕是踮起脚尖也是看不见里面的金鱼的。看不见金鱼，则是看荷花，从大荷花缸里长出来的两朵红、白大荷花倒是十分迷人的。
大门，也可以说“头道门”，进得大门后，便是“二道门”了。家中的二道门也是大而好看的。它和普通的门不同，不仅宽大，而且漆着绿色的油漆，绿漆上布满了一块块金色的斑点，据说这种斑点称作为“撒金”，是用一种很薄的金箔粘在漆面上去的，显得富丽、漂亮。进得二门，里院显得很大，满院的砖墁地，只有在两棵垂柳下的地面上显露出一小块泥地。
报子街41号的大宅内，还有三道门，这三道门内却是女佣和马夫住的。
大院子里的垂柳扬花三载，凌子风也长到了三岁。他开始在院子里玩耍起来。他喜欢骑在高高的门槛上，手拿着自己做的鞭儿，嘴里念念有词，他是将高高的门槛当起马来骑了。
搬到外婆那里去住了
在凌子风的眼里，奶奶是一个可亲可爱的人，但生活的重压已使她喘不过气来了———奶奶终于去世了。她甩下了小孙子而去了；她甩下了报子街41号仅有的一小块小院子而去了；奶奶实在是太累了。
凌子风哭得好伤心啊。
奶奶去世以后，凌子风和她的妈妈一起搬到了外婆那里去住了。外婆住在靠城墙根的西柳树井3号。
外婆家也是有钱人出身。听“马大大”说，他的外公祖籍是河南人，是开“骡马大店”的。这个骡马大店有很大的院子———除了客房外，还有供各地往京城运货的车辆停放的场所、喂养牲口的马圈，以及堆积如山的草料，当然还有供客商吃饭饮酒的地方。
妈妈是这样的大户人家的独生女儿，是有钱的外公的掌上明珠。成天就在家里和小狗、小猫玩，要不就是学学绣花，但就是不识字。外公、外婆将妈妈嫁给做官人家的孩子当媳妇，当然是乐意的。
在晚年凌子风的记忆中，西柳树井3号的外婆家有几棵比房子还高的果树：石榴树、杏树、枣树。每年，每当果子成熟的时候，妈妈、外婆就领着凌子风，在院子里打果子吃，一颗颗果子纷纷打在妈妈、外婆和凌子风的头上，大家嘻笑着、采撷着，只是一会儿的工夫，就装满了一篮子、一铜盆，凌子风捧着一大盆、一大篮的红枣、杏子，有多开心啊。
可是有一天，西柳树井3号的大门口，挂起了一长串、一长串白色的纸钱，在一阵紧一阵的秋风中索索发抖……这是外婆死了。
好人怎么都会死呢？一会儿是祖父、一会儿是祖母，又是外婆。
祖母死了，外婆死了，那谁来陪凌子风玩呢？
凌子风上学了，他有了自己的同学。但他常常逃学，和他的小伙伴一起去爬高高的城墙，多危险啊！要是让家里的人知道了，非得挨一顿揍不可。但他们全然不顾，他和他的同学们一起，下河摸鱼、上树捉“知了”，直到天快黑了，他们才沿着高高的城墙摸上又爬下，坐在高高的城墙上，看着自己一天的战利品：瓶子里装着小鱼；芦苇杆上拴着红蜻蜓、黄蜻蜓，还有一些不知名儿的小花；笼子里的“蛐蛐”总是少不了的。等他坐在高高的城墙上欣赏够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城墙，摸着黑，悄悄地溜进了家门。
母亲是不知道凌子风今天又逃学了，只是见他回来得晚了，身上又是脏巴巴的，少不了几声埋怨。
凌子风老老实实地吃了饭，擦洗了，上了床。
明天，明天去哪儿呢？对了，去那个“哈儿飞戏园”。那个“干爸爸”，明天，他会不会来接凌子风呢？凌子风是很想去那个地方的。
看戏看上了瘾
一辆擦得锃亮的黄包车，停在凌子风的家门口。
“马大大”见到非常熟悉的黄包车，朝院子里一声喊：“三儿，接你来了！”
“唉，来啦！”凌子风三步并作两步，奔出了堂屋。
这是“干爸爸”差人来接凌子风看戏去的。干爸爸对凌子风喜爱有加，三日两头接凌子风去他的“哈儿飞戏园”看戏……
连凌子风也弄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他成了人家的干儿子。
这位干爸爸是离他家不远的一个名叫“哈儿飞戏园”的老板，这戏园先前是一家武术馆，名叫“奉天会馆”，已经改成了一家演戏的戏园子。
在哈儿飞戏园，少年凌子风最喜欢的是武丑的戏和花脸的戏。他欣赏的是武丑戏的功夫和花脸戏的脸谱。武功演员站在高高摞起的两张八仙桌上，一个斤斗翻下来，轻盈着地，其潇洒利落的动作，犹如一只腾空而下的鹰，令凌子风叹为观止。
除了武功的戏外，凌子风还喜欢画京剧的脸谱，那一张张各具特色的脸谱，在凌子风看来就是一幅幅精美的艺术作品。
“干儿子”凌子风在“哈儿飞戏园”看戏看上瘾，从此以后，他除了一边在“哈儿飞”看戏外，还常常约小伙伴们一起跑天桥，跑“广和楼”，为了看戏，他还学会了瞒着家长逃学。
每天早晨，妈妈照例会给凌子风一些零花钱，以便让他在肚子饿的时候，买点点心吃吃，妈妈也根本没有理由去怀疑他会逃学。凌子风拿着这些妈妈给的零花钱，加上他平日积蓄的钱，够他去天桥、去前门的广和楼消费一整天了。
早晨，他很听话地背着书包出门了；黄昏，他看完了下午的戏，正好是学校放学的时候，规规矩矩地回到家里，然后就吃晚饭，谁也不会去怀疑他这一天没有去上学。为了看戏，瞒过了妈妈的凌子风，依然是一个听话的孩子的样子。
凌子风常去天桥、广和楼。在广和楼戏园，他还认识了一个也是爱好京剧的同学，这位同学成立了一个戏友组织，名叫“歆石社”，由于歆石社的关系，久而久之，凌子风居然和广和楼的科班“富连成”的那些演员们混熟了，例如科班“世”字辈和“盛”字辈的演员中的叶盛章（富连成科班班主任叶春善的儿子）、袁世海、李盛藻、刘盛莲、裘盛戎等。袁世海还为他画过一幅京剧脸谱的扇面子呢。
在广和楼的一天里，凌子风除了看戏，就是啊呀呀地唱戏，饿了，就在戏园子里的豆腐脑摊上买点馄饨和豆腐脑吃吃。凌子风的嗓门在同学中是数一数二的，唱起戏来也像是那么一回事。
要去师傅那里练武术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凌子风拜过一个练武术的师傅。每天放学回家之前，他都要去他的师傅那里练拳脚、练大刀。他为什么要去练武术？是他自己要去的，还是他的家人要他去学的？这就不得而知了。抑或是当时旧北京的时尚吧！
这个武术师傅在凌子风的心目中，还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五十多岁，人很瘦，但他的筋骨奇好，他挑水，从不用扁担，双手一提就上路了，从井边到家门口可以一直不歇脚。
这位武功师傅平日里走街穿巷，担着一个小货担，做些锯碗、补金之类的手艺活，用以糊口。
跟着这位师傅的总共有六个人，都是一些大人，唯有凌子风一人是一个小不丁点的小孩。
白天，师傅去做买卖；晚上，就教他们习武。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天气晴朗，他们在师傅的带领下，春夏秋冬，练武从不间断。那一年的冬天，天在下雪，他们却光着膀子在那里练呀练的，浑身上下还满是汗水呢！
凌子风的五位师兄大都住在南城，还有的住在牛街，和凌子风回家不是一路。散伙的时候各走各的。凌子风回家的路要经过西城的太平湖，这个太平湖是一个死水湖，每年夏季下大雨，周边的雨水哗哗地尽往太平湖中流。每到这个时候也是周边的老百姓和小孩子们最为高兴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往水中跳，方圆几十里，这个太平湖是最为理想的游泳之处了。但也是在这个太平湖里，每年都要淹死几个人。
有人说，太平湖中有“屈死鬼”，每到晚上，太平湖边有“鬼影”闪动。太平湖虽说是在城内，但也是城中最为偏僻的地方，加上在周围的老百姓中有此传说，一到晚上，就很少有人在太平湖边走动了。
有关太平湖的传说，还不止这些。在太平湖的北边，有一株古槐树，这株古槐树两三人还合抱不过来；在这株老槐树边有一口枯井，这口井也是一口充满着古怪传说的恐怖之井。有人说，每到晚上，在这口井中还会传出人的哭声来……
恐怖的“鬼哭”“鬼影”，太平湖成为可怖之湖。
但每天当凌子风练完武功之后，又是偏偏要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他可要绕一个大圈，走一段很长的冤枉路。
太平湖边的路，凌子风每天走；每天走，却没有发生什么事，他也没有听到传说中的井中哭声，渐渐地，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后来的几天，凌子风故意地在井边停下脚步，朝井里张望，听听井里到底有没有哭声，结果当然是与传说相反的。
胆子越来越大起来的凌子风，有时还往井里扔扔石头。
凌子风敢于夜走太平湖———况且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在师兄们中间传为美谈，邻里们也大大的夸赞凌子风。
凌子风的母亲则更是得意，逢人便说：“没点胆量谁敢？我这小子真行！”
决心去报考航空学校
上中学了，凌子风做起了航空梦———他想有一天，他会驾驶着飞机，飞上犹如海洋般的天空中去。
凌子风的航空梦，多半是受他的中学时代的同学王凯的影响。王凯是他中学时代的一位好友，他是一位航模爱好者，家里也有许多航空杂志和航空方面的书籍，凌子风常到王凯的家里去，那些花花绿绿的航空杂志也吸引了凌子风，引起了他的兴趣；有的时候家里的杂志还不够看，他俩就结伴到航空署街的“航空公署”去看。
凌子风向王凯提议：由他们自己买些材料来动手做航模飞机。他的提议一出，立即得到了王凯的响应，于是，他俩从街上买来了木头、刀、锯、胶水、沙纸等材料，在王凯的家里“噼里啪啦”地干开了，像一个木工工场，弄得满屋满地的全是木屑与碎木块。
两位中学生的手工真不比专业的差到哪里去，飞机各部位的比例都十分的精确、到位，在飞机的各个应该活动的部位，如螺旋桨、机轮、机尾等，他们都做了活动的关节，做得像真的一样。他们还在机身上涂上了银灰色。
航模飞机做成了，他们拿到照相馆里去给飞机照了一张相，然后，他俩又骑上自行车到航空署去给署里的官员们看，这些专业的官员们对这两位中学生的创造性劳动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他们十分惊讶两位年纪小小的中学生居然能做出这么精细逼真的飞机模型来。
制作航模的兴趣，又大大地激发了这两位好友去报考航空学校的决心，凌子风和王凯背着父母去报考了当时在北京招生的杭州天竺航空学校。
王凯的父亲知道了儿子去报考了航空学校，并没有表现出反对的意思，他只是问凌子风：“你的父亲知道你报考航空学校吗？他老人家支持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家父母。”凌子风说。“那你一定得告诉你的父母才对，一定要去告诉他们的。”
凌子风的母亲听后并没表现出反对的意思。
晚饭后，大姐对凌子风说：“妈叫你到西屋去一趟。”
凌子风去了西屋，路经父亲的屋前，只见老人家桌前的台灯亮着，也不跟他说什么。到了西屋，母亲在忙着整理床铺，对凌子风说：“今天你就睡西屋吧，考学校的事，明天早上你爸爸再跟你谈，不早了，你先睡吧。”说完，母亲走了，临走的时候，她还帮儿子关上了门。
凌子风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今天让他睡在西屋。他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睡梦中，好像听见父母俩在低声说话。
天亮了，凌子风从纸窗的破洞处朝外望，他大吃一惊：门被反锁了，呀，他被父亲关了禁闭！
父亲走了过来，他挟着一只布包，拎着雨伞。他站在门外叫儿子，冷冷地对他说：“我反对你去报考航空学校，航空很危险，净死人。” 凌子风作品
凌子风用绝食来抗议父亲的反对。
几天时间过去了，前来招生的天竺航校的人也回去了。凌子风的斗争彻底失败了，他哭得好伤心啊。
从此，凌子风大门也不出，学校里也不去，他怕见着王凯。
只有一句台词的角色
后来成为我国著名话剧与电影表演艺术家的蓝马，拉凌子风一起参加“美美剧社”的剧艺活动，凌子风就参加了。
“美美剧社”是北京美专的一个学生艺术剧社。
蓝马是这个学生艺术团体的骨干，他又是凌子风在这所学校的同班同学。蓝马画画并不怎么样，但他爱好演戏。照凌子风的话说，“蓝马不好好地画画，但是他演戏却是很好的”。
蓝马在这个学生剧社里是个活跃分子，就像他竭力鼓动石挥参加话剧团体“明日剧社”一样，他也鼓动凌子风一起演戏。凌子风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很看重在“美美剧社”的活动，他说，他日后从事戏剧活动，是从“美美剧社”开始的。
凌子风参加了“美美剧社”的第一次演出。
分配给他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角色———听差的；而蓝马演“老爷”。“听差的”手捧一件衣服给“老爷”送去：“老爷，衣服洗好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可是，当凌子风一上场看到台下密密麻麻的观众时，心里一下子就慌了，心里一慌，就连这么简单的一句台词也给彻底忘了。凌子风愣在那里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还是蓝马有经验，他见凌子风没词了，立即接上去说：“送衣服来啦，放那儿出去吧。”
蓝马一句话，把凌子风给救了。
这是凌子风有生以来第一次演戏。
离开家人的日子确实是太苦了，凌子风常常是没有饭吃。
在美专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个“三c画会”的美术组织，是由张仃、荆林、陈志高三人组成的。这几位都是他的好友，有时候，他们开一个画展，张仃卖掉两幅画，就可以一起混吃几顿；荆林是山西人，家里有的时候还寄一些钱来，凌子风也可以仰仗着，吃上一两天。但总不能老吃别人的呀！
没钱了，没吃了，凌子风就去倒别人的“笔筒”。平日里，人家将一二个小钱，丢在笔筒里，时间一长也给忘了，从笔筒里倒出一二个铜板来，就又可以去换几个窝窝头吃了。
在美专四年，凌子风和张仃算是最为要好的同学和朋友了。
张仃是从东北流亡到北京的学生，也很穷。不知为什么，凌子风就特别喜欢这个平日里剃平头、穿一身蓝布大褂的小个子张仃，也许是凌子风看张仃的画画得特别好吧；张仃对凌子风也有好感。
有一天，在学校的门口，他俩碰到了，张仃就对凌子风说：“凌飞，你的画画得太好了，我们交个朋友吧？”
凌子风也有这个想法，“好！”他一口应诺。
说着，两人“扑通”一下都给对方跪下了，算是交了结拜兄弟了，他们的这一举动，倒是引来了好多惊讶与好奇的目光。
他决意再度南下
其实，在凌子风的眼光中，王大化比自己还要“疯”———
凌子风清楚地记得，“八·一五”日本宣告投降的那天晚上，凌子风正在鲁艺后院一排教职员宿舍的平房里看书，忽然平地一声惊雷，从外面传来一阵响过一阵的喊叫声，长号、鞭炮、锣鼓也一齐响了起来，像山洪暴发，像土窑倒塌，凌子风一下子惊呆了。
凌子风站起身向门外走去，还没有等他走到门口，王大化一下子推开门，从外面冲了进来，大叫着：“哥，小日本投降了，鬼子投降了！”说着，一下子撕开了凌子风身上的衬衫，抱倒凌子风，又是叫，又是滚。叫够了，滚够了，又把自己身上的衬衫也一条一条地撕下来，还一把抱起凌子风床上的被子冲出门去。
门外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狂欢的海洋，一个沸腾的人潮。
鲁艺所有的锣鼓都敲响了。人们臂挽着臂，排成一列列的长队，在鲁艺的大院里踩着锣鼓的点子，跳着，唱着，脚步震响着大地……
突然间，王大化用长杆高擎着燃烧的棉被冲进了人流，世界上最大的火炬在沸腾的人流中跳跃着、飞舞着，人群顿时欢呼起来。
（在北京美专的时候，凌子风的一条被子送去当铺换钱去看了苏联电影；如今这条被子却被人们的热情之火烧了！）
兴奋的人流将鲁艺的院长周扬高高地举起，举到人流的前列，人流环转着，不停地环转着！
延安的老乡也乐疯了：鲁艺门前的一家面馆老板对着沸腾的人群大叫着：“吃面啊，不要钱！”新市场卖沙果的老乡把一筐筐的沙果倒在地上，一个劲地大喊着“吃沙果了，不要钱！”
山顶上，一簇簇的篝火烧了起来，山上山下，秧歌队舞了起来。在这狂欢的延安之夜，凌子风和王大化疯在一起了。
日本投降后，鲁艺组织了华北工作队和东北工作队。凌子风去了华北，王大化去了东北。此次分别，不幸却成了他与王大化的永别。
王大化在东北乘卡车的时候，由于过早跳车，不幸车祸丧生！
凌子风渴望从事艺术之心不死。
在济南姐夫李苦禅、大姐凌成竹的家里，他十分留恋北京美专的读书生活，他也很想念那些和他同窗过的同学们。
凌子风在报纸上看到了南京国立剧专的招生布告，他决意再度南下，去南京！去报考当时在国内享有盛名、一流戏剧名流荟萃的名校。他爱好美术、且在北京美专专门学过美术、雕塑等专业，南京国立戏专也有戏剧美术系，他可以在那里继续得到深造。
13、给他单独开了考场
南下决心已定，大姐凌成竹和姐夫李苦禅十分赞同凌子风去报考，并给了他五元钱作为盘缠和生活费。
到了南京，凌子风就急急地奔向学校，但令他失望的是，学校的招生已经结束了，考生们已经在翘首盼望着揭榜了。这怎么办？
凌子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央求校方给予自己一次补考的机会。当时学校的校长是余上沅；曹禺是该校的资深教授。前辈们见凌子风求学心切，又考虑到他是北京美专的毕业生，决定给他单独开了考场。
余上沅、曹禺两位大考官又是提问，又是看凌子风的美术作品，两位大师一致认为：眼前的这位学生是一位“可造之才”，决定给予破格的录取。
凌子风进了剧专的美术系。
入学南京国立剧专是凌子风艺术道路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说，在此之前凌子风还处在艺术的学习阶段的话，那么，进入国立剧专他不仅有了更为广阔的学习领域，而且在艺术上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大师们就在他的身边！他可以在大师们的直接教诲下，在艺术的殿堂里得到深造。
凌子风的美术专长在剧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学校里墙报、校刊上的漫画多半出于他的手笔；师生排戏的布景也是出于凌子风之手。令凌子风感到骄傲的、也可以说应该载入他个人艺术史册的是：校长余上沅导演的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曹禺的名剧《日出》，其中的舞台美术均是出于凌子风之手。
凌子风的这两剧的创作给他带来了名利双收。仅《日出》一剧的美术布景创作给了凌子风200元的稿酬。这个数字对一个学生来说是很可观的。凌子风拿出其中的一半给母亲寄去了。其余的给自己作生活费，是很富裕的了。
想起他刚进剧专的时候，经济上是十分拮据的。姐姐给的五元盘缠钱很快就花完了，吃饭也成了问题。幸亏和凌子风同宿舍住的一些同学，如李增援（后参加新四军，著名歌曲《麻雀烧饼》的作者）、胡子（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舞台美术家）、黄若海（电影编剧），还有俞世龙、辛子萍等，对凌子风都很好，知道他没钱吃饭，都给他出主意：让他一起参加吃包饭。
包饭，即四个人一桌，一个月是四元钱。每天总有不来的同学，也就是四个人中总有缺席的人。凌子风就在缺席的一桌中混饭吃。这样，凌子风一连混了好多日子。
凌子风爱热闹，爱说笑话，他到哪一桌，哪一桌上就是笑声不断。时间一长，他吃白食的身份也就暴露了出来。
第一部自己的作品
《狱》是一出独幕剧，也是凌子风在南京国立剧专念书时代的第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在四面均是高墙的狱中，一群渴望自由的牢友在呼喊、在挣扎；一缕阳光从高高的小窗里射进来……这是一曲争取自由、渴望自由的呼声。
《狱》也是凌子风所处那个黑暗的年代里从心底发出的呼声；也许就是他本人十个月的狱中生活的写照。
校长余上沅与名教授曹禺对这一出戏很是欣赏。余上沅还想将此剧作为学校的保留节目，供以后公演。而曹禺则认为剧中的哭声如果改为女声的哭声则更为凄凉和更为令人同情。
相反，这一出戏则惊动了国民党的文化特务张道藩。
在一个例行的星期一“总理纪念日”早会上，张道藩以这个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向全校的师生训话，他出人意外地却拿凌子风来示众：
“凌颂强，站出来！”
在密集的同学座位中，凌子风高高的个子站了起来。
“大家都看看他！这不是一个好学生，你们大家都看到了他编的那个《狱》么，这不是一个好剧，但是居然还有人说它好，好在什么地方？他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你们要小心，不要接近他！”
独幕剧《狱》给张道藩要开除凌子风提供了口实。这给校长余上沅出了难题。凌子风是学校里的高材生，这样的学生他是从心底里不愿意开除的，但是不照张道藩的指令做，这不是有意与张作对吗？
校董事会终于作出了开除凌子风的决定。那天全校的师生都集中在学校的大礼堂里，当校长余上沅宣布开除凌子风的决定后，会场下面开始骚动了起来。
首先是教师王家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反对开除像凌子风这样的好学生，紧接着，他列举了凌子风在平日里的表现：一年四季为全校的师生刻蜡纸、印讲义、编剧本、画舞台布景、制作道具、看管仓库……反正，凌子风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学生，而且是一个有才华的好学生，因此，开除这样的学生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王家齐的发言刚过，学生冼群也站出来力陈凌子风的好处，竭力说服校方挽留凌子风。
两位发言一个接一个。忽然，会场上有学生站出来大声喊：“如果校方不收回开除凌子风的成命，我们全体就站在这里不走了！”
这位学生的一声喊，全体师生竟哗啦一下全站了起来。平静的大礼堂里像刮过一场风暴。
凌子风看到这一场面，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大礼堂里的气氛由一个开除凌子风的会，转变成了为凌子风说情的会、评功摆好的会。
本来就不想开除凌子风的开明校长余上沅，这下子有了顺水推舟的口实，他对全体师生说：“开除凌子风是校董事会的决定，我一个人无权改变。”但他表示要把今天的情况带到校董事会上再去讨论。
几天之后，开除的布告换成了处分的布告：留校察看。
公开的秘密
17、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青年艺术家到了恋爱的年龄。那年，凌子风21岁；少女18岁。她是一位生在中国的法国少女，她的中国名字叫周帼芳。
周帼芳这个名字是谁为她起的？又为什么姓周名帼芳？凌子风没有去问她。也许，她的这位法国父亲以为周是中国的大姓，而“巾国”之“芳”对女孩子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词吧！
周帼芳的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生意人。他长期在中国经商，福建、广州、汕头等地他都拥有洋行；她的一位叔叔也在中国经商。凌子风和周帼芳恋爱的时候，她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她的叔叔成了周帼芳的监护人。
凌子风与周帼芳相识，是因为他们俩都在南京读书，有机会经常在一起：学生会、同乐会、游艺会……各种各样的学生团体活动，使小小的石头城的学生们常有机会聚合在一起。
当时凌子风是著名的国立剧专的文艺活动分子；周帼芳在南京汇文中学念书，两个学校的文艺骨干又常常能在一起排戏，凌子风又能给他们充当导演。凌子风和周帼芳就是通过两个学校的文艺交往相识了。担当学生艺术活动导演的凌子风很自然在学生文艺骨干的心目中，是一位才子。
凌子风清楚地记得，那时候，他给汇文中学排演《九一八之夜》。这个戏周帼芳没有参加，因为她是一个“高鼻子、蓝眼睛”，不适合演一个中国人。她于是就在一边看他们排演，同学们都看得出，周帼芳在追凌子风，而且是追得很凶，很主动，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
凌子风和周帼芳相识后，两人经常一起出去玩：上馆子吃饭、上戏院看戏、上公园、逛马路……两人常在一起，好不开心！
但这一切的费用开销，全是由周帼芳掏钱，因为她有钱；而凌子风则是穷学生一个！
周帼芳还送给凌子风一张她自己的肖像照片，底色发黄了，但被涂上了彩色。背面写着：“给亲爱的……”在凌子风看来，这当然是周帼芳送给他的定情物了。
据凌子风的回忆，周帼芳的父亲在庐山有一幢别墅。别墅很美，有花园草坪、有网球场。热恋凌子风的周帼芳曾约凌子风去庐山别墅整整玩了一个星期。当时他们都很年轻，在爱情问题上也很守规矩，一周内，虽然在一起玩，同睡在一个屋檐下，但没有拥抱，也没有接吻，真是庐山上的一对纯情少男少女！
热情的周小姐对前景充满了幻想。她曾动员凌子风与她同去美国，将来再一起回中国，开一家最大的影剧场。
但凌子风似乎对周小姐的这一邀请并没有动心。年轻、热情的凌子风此时有他自己的追求。当时，他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她的大姐在延安，她来信鼓励凌子风去延安；二是凌子风年轻的时候看了不少苏联进步的小说，如《母亲》《大学私生活》等，也向往去延安。
在这多种因素之下，凌子风与周帼芳的爱情就不可能再有继续下去的可能了。
晚年三梦
凌子风的晚年三梦，是指他梦寐以求想拍的三部片子：《天桥》、《李白》、《弘一法师》。多年来，他一直在想着这三部片子能够有朝一日化为他的现实。
三梦之中，《天桥》算是排行第一，也是老头做得时间最为长久、用心良苦的一个梦。随着北京市政建设的扩展，具有民族特色的北京天桥已经荡然无存，这一自清末以来，一直是民间艺人献艺献技的“杂八地”，早已成为历史的旧迹。在老北京的心目中，天桥一直是他们的心仪所在，是他们常常眷念的地方。
凌子风的“天桥”梦，不仅是指拍一部长达五十集的电视片、一部电影、一部天桥专题片，他还想在北京的市郊重建一个“天桥”。
凌子风梦想重建的天桥，在北京的近郊———靠近北京机场的顺义县天竺镇。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跑地皮、谈资金、打报告。他理想中的天桥不是布置式的天桥，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天桥。在这里，将有一万多名职工在天桥里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有饮食业、有服务业，也有各色各样的艺人……在街道上有旧式的有轨电车，有五星、四星级不等的中国四合院式的宾馆。要让来中国的外国友人，一下飞机就想参观“北京第一镇”，并在那里住下。当然，他们还可以在那里观看凌子风的作品《天桥》。
凌子风说，《天桥》的影片可以向世界各国介绍，文献资料片可以提供给各国大学的图书馆，以学习天桥历史之用。
凌子风晚年的第二梦，是想把我国历史上的大诗人李白搬上银幕。李白，才华横溢，性格豪爽，凌子风深为崇敬。他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类同李白，拍李白的传记片也是为了抒发他个人的情怀。
想在有生之年完成的第三个梦，则是他渴望将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生平搬上电影。李叔同是我国清末民初的一个大艺术教育家，早年东渡日本，学习西洋绘画，他的才华涉及多方面：音乐、戏剧、教育等等。而且，他个人的历史富有极强烈的传奇色彩。这诸多方面是吸引他想拍李叔同传记片的起因。
凌子风说，如果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三个梦能够得以实现，那么，他这一辈子的电影生涯也可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2003年，凌子风子女维权败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