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原空军司令员(1925.11——至今 )，汉族。山东威海人。原名王永昌。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大专学历。上将军衔。
简历
王海，(1925.11—— ) 汉族。山东威海乳山市人。原名王永昌。1950年5月于东北老航校毕业后，成为共和国空军的一名歼击机飞行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领年轻的我空军"王海大队"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美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他本人击落敌机四架、击伤五架，先后荣立二等功、一等功、特等功，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所在大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在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南广场，至今还陈列着一架绘有9颗红星的米格--15比斯歼击机，就是王海当年驾驶过的功勋飞机。
1954、1955年间，王海是空军歼击航空兵师副师长、师长，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战斗。在解放一江山岛的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中，他的师担负协同陆、海军夺取制空权并掩护陆军登陆作战的任务。
王海先后担任过飞行大队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1975年王海同志49岁时，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党委副书记。 198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后第一次授衔中，被第一批授予空军上将军衔。先后被选为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大代表，第十五大列席代表；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是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访谈录
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你盖房子首先得打好地基，抗美援朝时中国空军参战，并不是突然冒出个空军。 1936年红军长征刚到延安，毛主席、党中央就决定在红军当中招一批年轻、优秀的干部到新疆学飞行。那时候盛世才办了一个航空队。红军大概选了四十多个人吧，有一部分是去学飞行，有一部分是学机务。以后盛世才叛变了，就把我们派去的这些人关起来，后来又被党中央要回来了。早在 1938年，党中央就考虑到要抓空军，未来打仗，你得有空军啊，这是一个情况。第二，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投降以后，中央决定组建空军。当时我们俘虏了日本的一个航空队，有三百五十多个人，有三百架飞机。日本航空队的头叫林弥一郎。伍修权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找林弥一郎谈，让他们帮助我们组建空军。我们党给林弥一郎做工作，林弥一郎后来就同意了。国民党知道我们要建航校，很紧张，就派特务来破坏，派飞机来轰炸扫射。东北民主联军一看，就把航空学校弄到牡丹江。可以说，中国空军航校的基础就在牡丹江，加上日本航空队和新疆原来的一帮人，还有国民党起义的刘善本他们，以及从部队调了一批优秀的干部战士。
我在东北航校学习的时候，维护飞机的统统是日本人，一些日本教员带我们。那个时候首先就收集器材，收集了差不多一百架飞机，有“ 99高”的，有单座的，还有双发的机器，到处收集机器，收集来以后，由日本人组装。我们人民空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起来的，离开这个就是不尊重历史。
老航校是相当困难、相当艰苦的，吃饭是六个人一张桌子，也没有座位。餐具都是泥烧的，平时吃大杂饭，礼拜天改善一下生活，弄一个红烧肉，吃个大馒头，炊事班长还在门口把门，只准吃，不准拿，我们就猛吃，吃得都弯不下腰。
我们在安东那个地方，零下四十多度，晚上睡觉呼吸的气把被子都冻上了，放在盆子里的水，第二天都成了冰块。后来，日本鬼子留下的汽油都烧完了，没有汽油怎么办？中国人还是聪明，工程技术人员研究能不能用酒精代替汽油。据说法国曾经有这个设想，但没有弄成。我们就研究，把发动机喷油的眼弄大一点，喷的量多一点，就是在哈尔滨生产出的酒精，烧了一段这个东西，凑合着也可以飞。我们当时飞航线，也没有鞋，赤着脚丫子飞。
等我们飞出来以后，驻进上海虹桥机场，作了一次飞行表演，当时，陈毅同志来观看，非常高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空军了。他给每个人发了一块手表，那是土包子第一次戴手表，还是瑞士表。我的那块表，后来打仗时飞机负伤我跳了伞，表丢了，非常可惜。
空军最早就是空四师、空三师两个师。在空四师我是中队长，因为我的飞行技术也不错，所以组织上把我调到空三师，当了大队长。那个时候我一年提了三级，从副团长到团长、副师长。我二十几岁就当上师级干部。
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空四师、空三师，加上另外两个团，一共有两百架飞机。而美国和联合国空军，飞机有一千两百架，是我们的六倍。美国有十四个空军联队，这十四个联队中，有两个战斗机联队，三个轰炸机联队，两个轻型轰炸机联队，三个中队的轰炸机联队，一个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联队，三个歼击机大队。当时美国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大部分都是在一千小时，但也有不足一千小时，有几百小时的，其中戴维斯、爱德华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飞行员。
当时我们的飞行员在喷气式飞机上飞了二、三十个小时。我因为老飞螺旋桨，加了十几个小时。在这儿，我要给你讲这么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喷气机没有用于战场上，所以美国飞喷气机的飞行员也没有真正打过仗，中国开喷气机的飞行员也没有打过仗。虽然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作战的经验，但是你那个时候驾驶的飞机是螺旋桨的。飞行技术熟练一点，但也不是绝对的，不要忽略这个历史条件。因为喷气机真正的较量是在朝鲜战场，中国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和美国老牌空军大国的较量，双方都有优势。再加上我们那个时候的飞行员，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觉悟高，非常愤恨敌人。
那个时候我当大队长，还没有参战，空军常乾坤副司令到沈阳动员，他们的飞行员叫我讲话，我说：中国这么多人，你美国人也是一个人，中国人也是一个人，我就不相信打不下你们。按照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勇敢不怕死，把脑袋瓜子别在裤腰带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实践证明我们年轻的空军就是这样的。我的体会是：说空话是不行的，一个人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在战斗中勇敢不怕死，你没有这一条，说一千遍一万遍都是假话。
当年毛主席发出号召以后，全国捐献飞机三千六百架，三千六百架得多少钱啊！抗美援朝一开始，小孩子给我们写信，非常鼓舞人：你们要是被美国人打下来，你就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配为中国人民的飞行员。我还收到一封信，写信的这个小女孩出生在苏联的防空洞里，她父母亲都会说俄文，就给她起了一个名叫西琳娜，在俄文里是警报防空的意思。那时她十二岁，才从苏联回来。回来以后给我写一封信，先把她的出生经历告诉我，然后就问我：回到祖国了，不会再天天听防空警报、天天跑防空洞了吧？这对我是个非常大的激励，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孩子。以前我当师长的时候，到北京去看看她，她已经六十多岁了。
我记得很清楚，朱德总司令给我们讲过一句话：勇敢加技术就是战术。想想那个时候的劲头，确实是这样，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勇敢不怕死，这是一个真理。当然，我们付出的代价还是很大的。抗美援朝我们击落对方三百三十架，击伤九十五架；我们被美国击落二百三十一架，击伤一百五十一架。我自己也被美国飞机击落过，我跳伞了。我们副团长以上的干部牺牲了一百一十六个人，代价很大。这一百一十六个飞行员，也不亚于一个师。抗美援朝后期，我们飞行员跳伞的跳伞，牺牲的牺牲，就剩不多了。我们团副中队长以上的干部加在一起，才凑足十二个人起飞。我们大队虽然战绩很大，但是牺牲了四个飞行员———孙生禄、刘德林、阎俊武、田宇。我们能活下来，我们是幸存者。你们来采访我，写文章，不是纪念我们，而是纪念先烈。
我有一个观点，高科技到了军事领域，武器都比较先进，但是有一条我们不能忽视，人的因素还是根本的因素，武器再先进，掌握使用武器的人不能发挥这个武器的优越性，再好的武器也没有用。飞行员没有受过那个苦，光靠高科技的武器装备是好啊，但你发挥不了先进武器的作用，再好的飞机也没有用，你能把敌人打下来吗？所以忽视这一点是不行的，光说空话，说大话，说瞎话根本不行。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这个功夫下得太不够了。
王海和僚机焦景文
话又说回来，抗美援朝中，我这个大队，也不是我王海有什么高超的本领，主要是这个大队，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僚机焦景文，我也不行。可以说，我在抗美援朝作战中没有后顾之忧，是因为焦景文履行僚机的职责。僚机掩护长机，长机打下敌机来，僚机你同样有功劳。有他在，我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勇敢地带领大家去打敌机。
我这个大队还出了个空中射击能手孙生禄。孙生禄是飞行员的典范，敢于刺刀见红。那时候，双方的飞机没有雷达，搜索发现完全靠飞行员的眼睛。每次战斗，他都是提前发现敌机，发现了以后，他勇往直前接近敌人，抵近敌人射击。他一共击落击伤敌人七架飞机。
我们这个师入朝参战八十六天的作战情况，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亲笔批了一段———空三师英勇作战，甚好甚慰。后来我听老一辈革命家说，我们跟着毛主席打了一辈子仗，他没有给我们题过一个字，你们空三师很荣幸，毛主席给你们题字。
1951年 11月 18号下午两点五十分，指挥部通报我们：美国有九批一百八十四架飞机起飞。美国一开始和我们打空战的，主要是 F－84战斗轰炸机。 F－84这个飞机，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油挑子”，因为两边翼尖各有两个副油箱，是为了增加留空时间、飞行半径。那天敌人的飞机一部分是战斗轰炸机 F－84，一部分是 F－86，是掩护它的。我当时是大队长，我的直接领导是林虎副团长，我们一共有二十二架飞机。起飞之前检查出有四架飞机出故障，剩下十八架。往清川江去的时候，有两架掉队，当时苏联红军起飞了八十八架，这样一共一百零四架了。 当时我们的高度是八千米，接近清川江时发现有敌机，林虎副团长要求我们下降高度，从八千米下降到六千米。我当时在空中搜索也还是可以的，打仗也从来不害怕。我一看远处左下方有几十架飞机，我就带了六架飞机，从六千米冲出去，下命令说跟我攻击，就下去了。敌人这二十多架飞机有的炸弹还没有投，因为飞机的两个副油箱没有摆脱掉，又带着炸弹，灵活性就不行了。我们从六千米俯冲下来冲到一千五百米，速度起码也得八百公里以上，不太好弄，你要接近不好弄。
他们飞机也很多，我一看不行，就下命令，爬高占位，我拉上来，占好位置再下去。一开始敌人没有发现，后来发现我们以后，他们就赶紧扔炸弹，有的是扔在桥上了，有的扔在路上，扔完了飞机就灵活了。我正好看见一个飞机，我要去攻击它，另一个敌机绕到我的后面，就在这个时候，焦景文看到了，动作很快，他先把这个敌机打掉了。打掉了以后，我脱离危险，我又看见一架敌机，我也把这个敌机打掉了……这次我和焦景文击落了两架，孙生禄击落了一架，一共击落了五架。
当时敌人采取一个战术叫“圆圈战”，圆圈战就是一架又一架，你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你攻击谁也不好打，你不能打他。我们击落了五架飞机，飞机虽然有副油箱，但是留空时间很短，打一次空战不超过十分钟。我们一看敌机那么多，我们的战绩也不错，就下了一个命令———返航。这次是 1951年 11月 18号，自己一点损失也没有，一下击落了五架，很好的一次战斗。
最值得怀念的还应该是 1952年 12月 2号和 12月 3号。 12月 2号下午我们打了一仗，这一仗孙生禄的飞机负伤了，飞机被打了十二个洞，但不是要害部位和操作系统。孙生禄驾着飞机到大虎山着落，飞机马上修复不了，他就在那里住了一晚上，到 12月 3号孙生禄坐了两个多钟头的车赶回来了。我们就劝孙生禄，下午起飞就不要参加了。孙生禄就说：我又没有病，人又这么少。结果他要起飞！上午打了一仗，下午又打了一仗，他打的是 12月 3号下午这一仗。到了清川江上空，孙生禄被十架敌机包围了，好多敌机向他射击，飞机着火了，他驾驶着火的飞机冲向敌机，牺牲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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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 7月，我当时是空军副司令，国防部长张爱萍带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事先的日程安排中，本来没有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加布里埃尔要见我这个内容的。因为访问过程中有一个空档，加布里埃尔突然通过武官提出来，要单独见我。我感到很突然，就跟张部长报告，张部长同意了。
那时在驻美大使馆当空军武官的是张伟仪，他陪我去了五角大楼加布里埃尔的办公室，我看见他的桌子上摆了好多飞机模型。我也是飞行员出身，也喜欢飞机模型的。我一看，桌子上摆着的模型里有 F－86， F－86这种飞机是我们抗美援朝时的主要对手。当时上级通报美国空军情况时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空军装备 F－86的，只有两个大队，一个是第 51大队，一个是第 4大队。 51大队的飞机在两个翅膀上喷两条黄线，这个我们在空中看见过。第 4大队的飞机就没有这两条黄线。
王海与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
我一看就跟加布里埃尔讲：喷黄线的 F－86是你们美国空军第 51大队。加布里埃尔很吃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经常遇到喷黄线的 F－86。他就问我：你认为喷黄线的和没有喷黄线的，谁的技术好？我说：还是喷黄线的技术好，没有喷黄线的，第4大队不行。加布里埃尔一听就很自豪地笑起来了，他说：我就是 51大队的，在朝鲜战场上，我就是 51大队的中队长。这样我们就非常随便地谈起来了。
后来我就想，他为什么要见我呢？因为他参加过朝鲜战争，在空中跟我们交过手，却没有到中国来过，更没有见过中国的飞行员，我是中国空军的副司令，我去了他肯定知道，他想见一见我，大概是想看看中国飞行员是什么样的人吧？！
这次访问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各军兵种的头头，在五角大楼一个会议室里，和我们交换意见。张部长给他们介绍代表团成员，介绍到我的时候说：这是我们空军的副司令王海。在美国，空军参谋长就和空军司令一样。加布里埃尔说：我们认识，我们交过手。我就是被他打下来的。他最后这句话，我想可能是翻译有误，也可能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只是一个表示友好的姿态。所以后来我在回忆录上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你想，咱们也不认识，你怎么知道是我把你打下来的？我也不敢肯定就是我把你打下来的啊。我估计可能翻译得不太准确，但他是有这个意思的。以后我说了一句话：你们再侵略我们，我还把你们打下来，我还是这个姿态。 这个时候，张部长说了一句话：这叫不打不成交！
我还没有退下来的时候，苏联老红军代表团来访问，是我们邀请他们来的，年龄最高的八十二岁，其中有一个抗日战争的时候参加苏联援华航空队在武汉打过日本人，还有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机场的一个副团长，来的时候也是中将，也有八十多岁。我和林虎副司令负责接待他们。我讲了三句话。我说：我们中国空军永远不会忘记您们对我们的帮助。第一是您们教给我们技术，第二是您们带领我们打仗，第三是我们中国飞行员本来都不喝酒，您们每天晚上教我们喝———那个时候也是太累了，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起飞三次，我专门实验过，上天三次掉了一公斤肉。开始我们飞行员不喝酒，和苏联红军在一个食堂吃饭，我们不会喝，他们就逼着我们喝，我们学会了。我给他们讲这三件事，他们都笑了。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住同一个机场，阔日杜布他们在东头起飞，我们空三师在西头起飞，我们经常见面。苏联解体后，我请示中央军委让他来访问一下，军委同意了，他已经答应了，但由于高血压突发，去世了。后来他的爱人带着他的儿子，俄罗斯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马罗科夫上将的夫人陪着她来，我叫林虎陪着她，到抗美援朝时在丹东的机场参观一下。我在航校的时候，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爆发，我还在学速成班，他就随着苏联青年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那个时候他的职位是中校，在大礼堂给我们做了一上午报告。听他的报告很有启发，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下六十三架飞机，后来到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是上校师长，回去以后当了空军元帅。苏联解体的时候，他儿子是海军中校，退役了，一个月退休费三百美元。那个时候很困难。我们研究以后，三个人每人拿出一万块钱给她买了一堆东西，什么羽绒服、鞋呀，一大堆。
任职情况
1944年为山东威海青年中队队员，在山东革命大学学习。
1946年6月参军，为东北航空学校机械队学员、机械员、飞行员。
1950年为空军第4航空学校飞行队飞行员，空军第4混成旅驱逐10团29大队中队长。
1951年任空军3师9团1大队大队长。
1952年任空军3师9团副团长、团长。
1953年任空军师副师长。
1955年被授予空军中校军衔。
1956年任空军师长。
1959年晋升为空军上校军衔。
1965年任空军副军长。
1969年任空军司令部军训部第2部长。
1975年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1982年11月任空军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83年11月起)。
1985年7月-1992年11月任空军司令员、党委副书记。3、5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12-14届中央委员。获3级解放勋章。
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
199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